读书会回顾 | 《封面之下》是何物？一个“文学过程”的完整故事

于文老师首先提到了《封面之下》的问题意识，其次解释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并分析了书中的几位“摆渡人”在书籍生产中发挥的作用，最后阐述了作为文化生产过程的“出版”。

于文老师指出《封面之下》的第二部分“从创作场域到生产场域”和第四部分“从生产场域到接受场域”是其他图书未曾提及的，并列举了罗伯特·达恩顿等学者的著作，指出以往的研究虽然都将一部作品的文本及其意义视为诸多群体行动的共同建构，但基本上分兵突进，各自集中在某一板块，默认文本在各个场域之间是自然转移的。而克莱顿·柴尔德斯试图解决的正是文化生产研究中创作和接受两条研究路径分离的问题。

《封面之下》认为创作、生产和接受是由三个相邻子系统组成的“复合体”，主要探讨三个场域之间如何相互联系、互动，以及一本文学图书如何在它们之间被“推动”和“翻译”。于文老师尤其强调“作者的突破”，作品在场域间的转场并不是如分离的研究所呈现的“接力棒”式传递，不是场域理论中基于特定结构的自动运行，而是建立在数量惊人的跨越失败之上。于文老师也指出了这本书的研究重点落在了被分离化研究所忽略的创作场、生产场和接受场的过渡地带，以及那些为确保小说成功转场而付出努力的“摆渡人”群体，更加关注不同场域中各异的文化、价值、语言、规则，以及在实质性互动中生产意义、传递意义，各自独立且相互依赖的关系。此外，于文老师还解释了克莱顿·柴尔德斯选择《贾勒茨维尔》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

在这一部分，于文老师重点分享了书中提到的文学经纪人温迪·维尔、编辑克雷曼、CEO 查理·温顿、集团销售副总裁吉米· 怀利、宣传主管艾比·新科维茨、书店选书亨斯利这几位“摆渡人”角色。这些角色在《贾勒茨维尔》一书完成从创作、生产、接受三个场域的跨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为读者意义的生产设置了“路标”。人物之外，于文老师提到了美国出版体制与中国出版体制的差别，启发同学们深入学习。

于文老师在这一部分做了总结，认为出版正是意义交流空间的构造系统和动力机制，也是应对不确定性的生产机制。读者意义的生产不仅取决于作者文本，也取决于诸多“微末且多变的印刷呈现”。出版的形式可能会改变，但为作品提供并推广某种“体验方式”是出版不变的价值。最后，于文老师以这段话作为结尾。

赵万芬老师是《封面之下》的项目编辑，她从民族志的角度出发，向同学们解读了这本书。

首先，赵万芬老师强调了阅读的社会性。与电视、手机等新型社交媒介相比，书籍在大众看来似乎是一种“反社交”媒介。我们对一个人独自阅读书籍这种场景的设想往往掩盖了一个事实：读书和写字是一项社会化的集体活动。阅读由作家、出版社、营销、书店，甚至物流中心等多环节促成，其实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交粘合剂，让大家能在这种低风险的环境当中去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书籍的社会性也正是本书作者克莱顿·柴尔德斯想要研究的。

其次，赵万芬老师对《封面之下》的三个阶段做了概括：进行比较、置于背景、抽象分析。在“进行比较”部分中，赵老师提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研究领域通常和日常生活不同，诸如“场域”等概念为日常生活和学术知识做了区分。在“置于背景”部分中，她认为克莱顿·柴尔德斯之所以详细地介绍了《贾勒茨维尔》一书的作者和“摆渡人”们，是为了进一步展现这些角色背后的社会人格形式，以及各个层级如何区分和联系。在“抽象分析”部分中，作者使用图表，将经验转为分析，同人类学界做更大的对话。

最后，赵万芬老师分享了《封面之下》的出版情况。《封面之下》的出版不仅仅是寻找译者、重设封面那么简单，过程也充满曲折，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产物。此外，她分享了本书的译者之一翻译这本书的感受，希望这本书在某个时刻也可以给同学们温暖与力量。